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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扒皮的后人


2020-06-25

来源:黑五类忆旧

周扒皮的后人

我在1990年9月8日的《大连日报》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《还是当今的时代好》,开头第一段是:「我今年54岁。我爷爷周春富是小说《高玉宝》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艺术原型,土改时被镇压。我父亲周长义是周春富的三子。我1952年小学毕业考入初中,1957年到瓦房店水泥厂当工人,1961年响应党的号召还乡务农,一直到现在。」此文是该报搞的「我爱社会主义徵文」中的一篇,由阎店乡一个叫王贵新的宣传干事採访整理。

多年后我辗转找到王贵新,他对十多年前那次採访记忆犹新。阎店乡是《高玉宝》作者高玉宝的家乡。王干事先是找到高玉宝的弟弟高某某,发现这一家人懒地荒,家里又穷又脏,简直无法下脚。王觉得这种人家有悖于徵文的主旨,不适合报道。失望之际,他灵机一动:何不写写「周扒皮」的后人?就这样,大舅这个地富子弟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被报道出来。那年,我把这篇文章带回家,读给母亲听。母亲听后说:「你大舅就能白话。」看得出,她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了自豪感。

那篇文章我反覆读了几遍,文中的大舅并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。大舅是姥爷家族里最懂政治的人。集体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,大舅举着拳头率先大声喊「打倒阶级敌人」,背后却去找给爷爷家扛过活的一位公社干部,问:「我爷爷真的是那样(半夜学鸡叫)吗?」生产队扒庙时,他鼓捣着堂弟装肚疼,不去扒。可是为公社修水库时,他却挑着大号筐,一遍遍从公社指挥点干部的眼皮子底下热情万丈地走过。大队通知地富分子自带乾粮,参加公社不记工分的修桥劳动,他却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来都要跑去给老爹送饼子鹹菜,好趁机换换累得摇摇晃晃的父亲。

富农子弟嫁娶难,可大舅20岁就结婚了,而且媳妇很漂亮很能干。大舅在县水泥厂干两年后,私自将自己的名字周有学改成周明绪,寓意紧跟形势明事达理。姥爷非常气氛,爷俩大吵一架。大舅趁热打铁,将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妇所在的大队。迁户的理由响噹噹——同地富家庭决裂的。公社干部大为肯定。

大舅的大女儿十七八岁时即出落得如花似玉,初中毕业不久就有媒婆登门。大舅倾向于一位公社干部的跛腿儿子,可是女儿却和村里一个地富后代偷偷好上了。劝说不从,摔杯打碗无效。大舅通过嫁女改变政治命运的交易破产了,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儿。有一天傍晚,大舅看到了女儿自杀的遗书。这件事对大舅打击甚大,阴雨天或者晚上更愿意蹲在炕上孤坐,夜很深了也不睡觉,吸烟,喝几口闷酒,没完没了翻看那几本旧书。天长日久,他背后倚靠的土墙被脑袋磕出一个瓢形的浅坑。后来,那个浅坑被一张报纸裱糊上了。那张报纸有张邓小平的照片,大舅说他感谢邓小平。

四类分子摘帽之后,大舅这个外来户在那个屯子很快当上生产队长。两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大舅更是如鱼得水。他是先知先觉的农民,先是圈地垦荒,和儿子起早贪黑开了很大一片荒地,又召开家庭会议,商量凑钱买三轮车搞运输。当年他哈腰流汗种的经济果树,如今儿子已经受益。他的小女儿回忆,那时大舅干什幺活都不知道累。正在念高中的她,有一个星期天,早晨起来晚些,突然听到街上院里哞哞的牛叫声,原来两天没回家的爹从外地赶着一群牛犊子回家了。他要养牛了。

在大连日报刊登《还是当今的时代好》的第二年,刚刚五十有五的大舅,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掳获走了。他一定没活够。

姥爷周长义原来有六个孩子,最小的两个在大饑荒中夭折了,剩下大舅、大姨、母亲和小舅。母亲在世时每提起这些陈年旧事都忍不住眼圈发红,不知是为他们那命运多舛的爹妈,还是为那两个可怜的早亡弟妹。活下来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岁月,一直是在「地主崽子」的叫骂和白眼中度过的。

关于小舅,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让我和弟弟坐在箩筐里,用扁担挑着我们走二十里路去姥爷家。母亲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,十几岁时小舅去姑姑家,回来时姑妈给他一筐地瓜。到村口别人给了他一条小狗,他觉得过意不去,竟随手把地瓜送人,忘了自己家还常常吃不饱肚皮。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书,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个高贵的豌豆公主,睡在十二层褥子上,最底层下面掖藏个豌豆也能让她感觉到硌得腰疼。地富子女找对象难,老舅快到三十岁才找上媳妇。媳妇一只眼睛藏着玻璃花,娶亲那天,村里的许多孩子围着新娘子好奇地看。

我的母亲,胆子小,自尊心强,做事瞻前顾后,与姥爷有些相似。我三岁时家里盖房子,垫地基的黄泥都是她在孩子刚满月时一筐筐挑回家夯实的。山上地里农活累的时候,她会回家撕下日曆牌上的半页纸,卷上一只旱烟抽几口。有一次她跟我说,在家当闺女时,从生产队干活回来,姥爷常常让她谈谈白天上山干活或者晚上下田抢工的事情。无非是队长又训了哪些人,工分能评几分,或者政治学习点没点咱家的名,诸如此类。姥爷之所以打听这些,无非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在队里表现不好。母亲那时候是十六七岁的小丫头,白天干了一天活,累得要命,坐在炕沿上讲着讲着就打起了瞌睡。姥爷这时候就把烟袋递过来,让她吸几口提神。她就这样学会了抽烟。

后来我家里生活好些,当村小学教师的父亲能揣上一盒半盒香烟时,抽时也会给母亲一支。母亲一般不抽,只等哪天干活累了,才把攒的几根烟捲拿出来抽上一支解解乏。我和弟弟参加工作后,回家时会给她买几条烟,可母亲却说她已经戒掉了,坚决不让花这个钱。只有当时还在上学的三弟,参加工作后依然给母亲买烟,他知道母亲其实还在抽。

大姨年轻时像辣椒一样厉害。村里一位当权派人物看上了她,一次上山劳动时破天荒地给她这个地主后代派了个轻快活。收工时,四处无人,那人突然淫亵地抱住了她。年轻的大姨身子一挣,嗷地一嗓子,抡起镰刀就向那人砍杀过去。那人吓得玩命在前面跑,大姨玩命在后面追,集体的一棵棵庄稼唰唰倒在愤怒的镰刀下。这动人心魄的骇人一幕,秋后竟为姥爷家多赢来半袋子好粮食。我十几岁时,听说大姨突然「得神」了,有穿越阴阳两界的能力。几年后,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个东西又突然离去,从此她的性格也变得温顺了许多。

大舅的几个子女大部分在农村务农。我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三女儿。听母亲说,我这个三表姐在大连打工,并嫁在那里。2003年,在报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电话。

她在大连城郊一个山旮旯里包了荒山沟,有山有水有果园,雇几个人在那里养鸡照看果树。她说她想开个鸡汤馆,问我叫「半夜鸡叫」行不行。她觉得,周扒皮的曾孙女开这样一个鸡汤店一定是个不错的卖点。我告诉她工商局不会批,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厉害。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园转转。

从市中心开车,一个小时就到了。一百来亩的沟地藏在山坳里,一派田园乡野风光。各种果树在四周高高低低围合,中间迎面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坡上,依着地势张起三四米高的渔绳网,里面圈养着柴鸡。突然一声哨子响,只见坡上坡下数不清的鸡,欢叫着飞跑过来啄米叨菜,场景煞是壮观。几个僱工在这里忙活,工头是个老实厚道的人。他们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,常跟她开玩笑,先是叫她东家,后来叫她老闆,现在叫她领导。这里有一座二层小楼,但三表姐大部分时间住在市里,那里还有个小营生。

三表姐多年来养成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的习惯,对建设和谐社会、新农村和绿色生态都有着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。她一直在为这个山庄的出路着急,因为近几年大连周边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庄,生意一个比一个火。看了电视剧《刘老根》,三表姐就一直在动脑筋。搞旅游这里还不成熟,开饭店一定要有特色。他跟我探讨能否搞点绿色生态农业。这里养了很多鸡,全是散养,吃虫吃蚂蚱,在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。母鸡下的蛋个个是环保绿色的,能不能也让城里人像热衷到樱桃园采樱桃一样上山来捡鸡蛋?还有,可不可以给所养的不喂激素的猪打耳环做标记,让人来认养。城里的一家人到山沟里认养一头猪,定期来看看,年底来杀绿色年猪岂不快哉?或者在电脑网路上发照片拍购,何如?

三表姐就这样「城乡结合地」生活着。我在她那里获知很多周家后人的信息,她还帮我找到了过去太姥爷家的几张老照片。那年我到瀋阳出差,下了火车,突然想起三表姐说过五姥爷周长武的儿子周侠在南站做生意,并告诉我,随意打听一个商贩就能找到他。我便向一个摊亭询问。那人连说知道知道,并很快在一个本子里翻出周侠的电话。周侠乾的是杂货批发,生意有多大无从知晓,但人缘极好是肯定的。他仪錶堂堂,为人精明爽快。说起爷爷的往事,他说:「我们不记恨,也不提这个。过去我们家可以说是为特殊教育做贡献了,现在就让我们做自己吧。」

60多年过去了,阶级斗争已经随着历史的烟尘渐渐模糊。周家的后人们,有的已经远走他乡,有的还生活在原籍。他们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来,今天仍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。传说中太姥爷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渐渐被人淡忘,相反,他的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忆起来。2008年7月,《先锋国家历史》杂誌的一位记者来到黄店村寻访周扒皮。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:「农忙的时候,就去帮忙,好吃好喝不说,他还得给我工钱,不给工钱谁给他干?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。你不好好待我,我就不给你干。」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几年的长工:「一年挣8石粮食,养活全家。」周家的老街坊,83岁的阎振明说:「周春富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,就知道勤俭、勤俭,然后买地。都说老头狠,那是对儿女狠,对伙计还行,会使锄、能扛粮就行。」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,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的三间老屋里。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话:「不是恶人,不霸道。」

(选自《黑五类忆旧》第二期,2010-08-16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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